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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白领Yaya，在27岁这一年做了一个决定。她从一家科技公司裸辞，去往浙江安吉，在村子里尝试做一个月的“数字游民”。
那一年是2023年，“数字游民”的概念在国内方兴未艾。只要拥有一根网线，人就能从固定的工位解放出来，在任何地理位置获得收入。越来越多年轻人成为以网络为生的游牧民族，从城市迁徙向县域和乡村。
故事不止表面这么简单。和Yaya一样，许多从大城市来到小地方的年轻人，都需要面临生活上的转变和适应——从配套的硬件设施，到社群的文化氛围。有哪个县域和乡村，可以承接住这波数字游民迁徙的浪潮？县域乡村如何吸引回流的年轻人？
Yaya前往的安吉县给出了答案。2021年12月以来，这座小县城先后诞生了两个专门针对数字游民建设的综合性园区：DNA数字游民公社、DN余村。
背着电脑的新“村民”，拥入了安吉的大山。在数字游民社区，开放的现代式办公间紧连着绿水青山，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丰富了乡村的生态。一天24小时，每小时都有人睡去，每小时都有人醒来，生活的一切都不必按照大城市的时钟运转。
年轻人渴望回归乡野，与此同时，乡村也试图借此留住年轻人。2022年，安吉余村面向全球招募“合伙人”，邀请青年回乡共创，时任村官汪玉成还把这个故事带到了全国“两会”。面对人才流失、产业单一的现实，乡村需要突围。数字游民公社，恰是一个重要的入口。
这不是一个小山村的夸口。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建设，余村始终是先行者，它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起源地，20年前开始，就在探索乡村产业的转型升级。
于是，渴望乡村的年轻人，与一个渴望年轻人的乡村相遇了。灵魂文艺的数字游民社区，在这里长出坚实的筋骨，生根发芽。
裸辞前，Yaya在上海工作了五年，她最后一份工作是一家科技公司的HR，每天遵循标准的八小时工作制。她提出涨薪，却被老板驳回，说她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是一种“荣幸”。而除了可观的报酬，她生活的目标感匮乏，人生仿佛陷入了停滞。
杭州女孩草莓原先在广告公司的设计岗，“班味很重”，后来转行到了更感兴趣的乡村文旅。草莓发现，任何一家公司都有自己复杂的团队规则，而她不擅长适应这些规则，“工作就没有不烦的”。她又排除了这份工作，想要探索新的方向。
寡言少语的程序员阿卓从北京来，他是一名游戏开发，日常敲代码，琢磨游戏里的战斗参数。这份工作的性质让他得以属于自己，不必被雇佣。原先在北京，他过着住所和公司两点一线的生活，觉得听领导命令做的东西，纯属浪费时间，公司看着也像“马上要倒闭”，于是果断辞了职。
在DN余村，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数字游民，共享着一套心灵公式：厌倦了钢筋水泥森林，及其背后严苛的生存法则。
从杭州驱车2小时，穿过连绵翠绿的山峦竹海，就来到了安吉余村。白墙黛瓦的园区里，一栋名为“DN余村”的建筑，就是余村数字游民的天地：极简工业风设计，开放的办公区，人们可以选择站着、坐着，或者躺在懒人沙发上，面朝天井发呆或睡觉，还有人站在电饭煲旁边认真办公。会议室的白板上，写满了自由抒情的现代诗，还有程序员认真推导OS系统的设计步骤。
草莓评价，这是一个“i人友好”社区。它不强制人们融入活动，大家可以各自干喜欢的事情，不用上班，没有“班味”。她每天晚上12点入睡，早上10点多自然醒来，吃个早饭，再在电脑上“弄点什么”，思考未来的职业发展，一切都规律、安逸。
数字游民选择居住在此，不仅出于友好的社区氛围，也被这里低廉的生活成本吸引：DN余村提供单双人间、四人间和六人间四种房型，四人间10天收费200元，最贵的单人间每月2000元左右。
在安吉，最早的DNA数字游民公社由一座废弃的竹木加工厂改造而成。主理人希望在这里“复刻”大理的旅居生态，为数字游民打造一个工作、生活配套齐全的空间。安吉有着发展数字游民生态的天然优势：紧邻上海、杭州两大发达城市，自然环境优越，乡村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捷。
空间建立了，人来了。流动性强的数字游民，成了驶入乡村新生活的“第一支舰队”。
职业各异的数字游民们，在社区相遇，发生碰撞。数字游民Jade拥有认知神经科学背景，从事有关思维训练的教育咨询工作。她看重与自然环境的链接，和其他游民一道参与种类繁多的户外活动——飞盘、乒乓球、游泳、骑行，还因此认识了很多比自己还“特别”的人。
“他们又能工作，又能玩，又能有开放的心态拥抱各种文化，主体性很强，明白‘我要过什么’，然后协调各种因素来达成想要的状态。”Jade说，来到这里的人都是“跟社会的常规赛道保持距离的人”，身上有特立独行的气质。
不那么在乎社会时钟的氛围，改变了一些都市年轻人的生命轨迹。Yaya说，DN余村一开始仅仅是她离开大都市的短期尝试，现在已经变成她长期留下的地方。在上海，支撑她拼命工作的念头是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个目标实现后，她突然觉得“这根弦断掉了”，她自己也不明白这是否真的有意义。
现在，她完全为自己而工作。早上7点到下午1点，她有时在远程开会，服务网线另一端的客户，有时什么都不做。“可能今天没事，我仅仅是躺着，我都可以接受，但是在过去完全不行。（过去）如果在床上躺一天，睡觉的时候回忆起自己什么都没干，我会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她收获了一个精彩的2024年，先是在东南亚旅居了三个月，回到DN余村后，又开启了自主创业的“二次循环”项目，想在数字游民社区推广国外盛行的二手回收店铺。
DN余村让她“找到了组织”，做好收入不稳定的心理预期后，这里“没有人会觉得你不在主流轨道上”。
在余村，平整的沥青公路蜿蜒而过，道路两侧是礼堂、广场，以及由村民小洋房改造而成的餐馆、茶馆和咖啡馆，建筑标准更接近于城市。
“很多人来的时候会惊讶，一个乡村怎么会有这么有格调的酒吧？”经营乡音小馆的“水哥”张义水略带骄傲地说。
乡音小馆是一座两层的音乐酒吧，建在余村的绿道边，面朝游客的，是一整面透明的落地玻璃。坐在酒吧里，农田就成了这面玻璃墙的外景，四季景色入画。
“年轻人到乡村来，很多需要的是乡村的景色，和大城市的娱乐。如果太‘村’了，只适合短居。”张义水说。
余村明白，乡村想要留住年轻人，需要在环境配套上下功夫。这项系统性工程，涉及乡村整体业态的更新。
而这座别致的小馆，两年前还是一个几十平方米的村垃圾站。从垃圾站改造为文艺地标，只用了不到50天的时间。
“那时我们一拍即合，村里说想打造一个音乐人聚集的地方，营造文艺乡村，让年轻人待得下。”张义水回忆，方案通过后，施工队很快进场，不到两个月，酒吧就开张了。
他把这归功于余村的“全球合伙人”计划。2022年，余村所属的天荒坪镇推出这项计划，希望用一种新的合作模式，招引人才、项目落地，形成新经济和新业态。
为了吸引合伙人，余村给出的条件非常优厚：村集体拿出土地、房子入股，租金前三年减免，第四第五年减半，还给予装修补贴和免费住宿，“基本上是拎包入住”。
“一开始我们也想，为什么一个小乡村有这么大魄力，面向全球招募合伙人。”从上海返回安吉创业的张辉说。他和团队考察后，认定余村作为“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是一个“自带流量”且“高定位”的地方，能够吸引年轻人开拓新的业态，拥有着区别于其它乡村的活力。
之前，张辉在上海从事设计行业，跟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合作设计IP。在取得上美影厂的授权后，他把黑猫警长、孙悟空、葫芦娃、舒克贝塔带回了余村，经营起有声有色的“国漫咖啡”。无论是当地村民、数字游民，还是外来的旅客，大人带着孩子，在这里喝咖啡，画国漫，参与咖啡和国漫主题的研学。
咖啡、酒吧、骑行社、烘焙店，新业态在余村遍地开花。不同行业的合伙人陆续到来，把一线城市的审美、资源和经验带回了乡村。
张义水分享，他们不定期在乡音小馆的露天草坪上举行音乐会。“大家拿着毯子，往露营台一坐，很自然，青蛙会从脚底下路过。一瓶啤酒、一串烧烤，很有感觉。”
他还感知到，比起过去作为单纯的党建旅游目的地，余村的生态更加丰富了。夏夜里，数字游民们骑着电动车，三三两两从余村的山道上经过。在过去，一般是大巴载来一拨人、又带走一拨人，外地游客不会在夜间的余村停留。
余村“青来集”社区运营团队的策划负责人李晓萌说，数字游民对于“青年入乡”工作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入口。
“人来，是第一步。他们喜欢玩、可以带动当地的人玩，还会转化成合伙人。他们也能带来更多的宣传，让城市的年轻人知道，要追求一种低成本又便利的生活，可以来余村。”
从数字游民、合伙人转化而来的新乡民，需要和老乡民在文化上融为一体。李晓萌提到，他们会组织乡村英语角，英语好的数字游民成了老师，教村里的中老年人学英语。“每半个月一次，他们都很乐意参与。”
张义水分享了一条去年余村“村晚”的表演视频：他教会了当地的阿姨们唱鬼畜英语歌曲“Are you OK”，和他们一起披着红围巾登台表演的，还有当时的村书记。
新乡民能在乡村落地生根，最根本的依托还是产业。“大家来村里，总要有事干。我们把乡村空间一个个盘活，让他们能做产品、做项目。”李晓萌说。
数字游民社区背后，安吉县还有对“青年入乡”更广阔的布局。当地提出，要在未来几年引进10万名大学生，希望更多年轻人带着新经济、新项目扎根乡村，带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在白墙黛瓦的“青来集”园区，除了DN余村，这里还入驻了29家围绕互联网、AI等新经济领域的企业，“真有人在这儿上班”。
24岁的林笑天就是其中一员。他在杭州的小微科技企业“美宿在途”工作，这家公司专注为酒店场景提供语音技术解决方案。今年3月，他跟随公司的技术、研发、产品部门一起落户余村。
“老板的原话是，销售部门要跑业务，研发更适合‘闭关’，在青山绿水里静心工作。”林笑天说。
很多人以为科技和乡村是冲突的，“我觉得恰恰相反。有一杯续命的咖啡、一片美丽的风光，能避开大城市灰蒙蒙的天空，每天晒到太阳、听到鸟叫，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去做研发，真的会做出更好的成绩。”他说。
对他们这种小微科技企业来说，销售和服务越来越线上化，“也不是非在大城市不可”。林笑天相信，科技类企业来到乡村，会是一种趋势。
如今，“青来集”园区营收已突破8亿元，园区里活跃着上千名年轻人：数字游民、创业合伙人、入驻企业员工。这群高学历、高技能的年轻人，成了余村的新风景。
余村模式的成功背后，有市场化力量的贡献。余村品牌运营总监代双双介绍，她所在的运营团队是余村社区运营的实际执行者，作为市场化主体，连接政府和年轻人两端的需求。
“基层政府有政策目标，年轻创业者也有市场诉求，两套语言体系是不一致的。比如对‘共同富裕’这类理念，我们要把它面向青年创业者，落地成‘大家一起赚钱’。”代双双说。
在她看来，余村的领导班子尽最大诚意和年轻人对话，这是青年入乡工作的一个关键。“当时我们跟几个合伙人一起吃烧烤呢，领导开完了会，很晚了，问我们在哪儿，要来加入。他们愿意走进大家，去了解年轻人在大城市的工作方式和需求，以及外面的市场化逻辑。”
李晓萌也有相同的看法。她在工作实践中发现，浙江的营商环境极好，当地村干部普遍是“85后”，政府决策快、视野广，从村级到县级，各个工作条线很快能打通。同样的创新节，别的地方政府可能还在问“这是什么，为什么要办”，余村能够敏锐识别出，这个活动能吸引很多年轻的主理人，“一下就拍板要办”。
眼下，由当地政府主导规划的数字游民社区已经走出浙江，向云南、四川、海南、安徽、广东等多地拓展。各地政府持续加码人才政策，吸引年轻人入驻。
“可以供其它地方复制的点，第一步是把空间拿出来，不讲我能得到什么，大家一起做点什么，肯定比现在好。第二是愿意相信年轻人，给你试错的机会。”李晓萌总结。
在浙江，余村被列为未来乡村十大模式之一、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试点。曾经以“两山理论”领全国乡村之先的余村，再次进入乡村升级的新节点：围绕青年的创新创业，带动新的乡村业态。
作为2025年应届毕业生，林笑天对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感到很满意：在余村就业的年轻人，按学历的不同层次，每月可领1200元至4500元补贴。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坐在余村的“大自然工位”上，偶尔去草坪上遛遛自己的猫，吃完午饭在大草坪上睡觉。
他的语气里满是欢乐，听不出“牛马的苦命感”。在他所期待的未来里，有一部分年轻人的梦想，会在未来乡村的模式下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