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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去北京，在游览故宫的过程中，因为没带茶杯，又累又渴之际，喜欢绿茶的我，要了一杯扁形茶。服务员告诉我，那是来自浙江西湖的龙井茶。
我没有认同，也没有反驳，我心里在想，在故宫这种地方，三十块钱一杯的茶叶，是不是正宗的西湖龙井茶，恐怕许多人都蒙在鼓里，不知道真相。但我却敢肯定，绝对不是。不是因为三十块钱太少，而是真正的西湖龙井茶产量太少，一般情况下轮不到熙来攘往、络绎不绝的游客品尝。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杯准确地说应该叫扁形茶的茶叶，说不定是我的家乡普安出产的呢！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作为贵州的茶叶产业大县，普安的茶叶不仅上市最早，从2011年开始，每年元旦都要举办“贵州绿茶第一采”活动，而且清明以前生产的品种，主要是看上去和西湖龙井茶并无什么区别的扁形茶。这些扁形茶，通过已经名声在外的“中国早茶市场”，通过浙江、福建、安徽、江苏、山东等地销售渠道资源丰富的茶商，销往全国各地、甚至出口海外。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外交流的加深，信息的不断透明，在苏浙客商大量涌入的同时，本地一些头脑灵活的生产经营者，也开始走出去，主动拥抱市场。据了解，目前仅在普安，就有五六户厂家在全国最大的扁形茶集散地、有着“中国绿茶第一市”之称的松阳“浙南茶叶中心”，开设了专店销售产品。
春天的黔西南茶区，以普安县为代表，是一年之中最热闹的季节。只要天上不下雨，总能在满目苍翠的茶园里看到三五成群的茶农，肩挎竹篮，穿梭在茶垄间，采摘茶青。
因为这些分散在各个茶区、数以万计茶农的辛勤劳作、共同参与，黔西南茶叶产业的蛋糕，得以越做越大、越来越强。
茶农们忙着采摘，加工厂的收青人员，或到茶山、或在路口、或到专门的茶青交易市场，把茶青收购回来，开足马力，不分白天黑夜地生产。
这段时间生产的茶叶，统称春茶，又叫明前茶，或曰名优茶，包括毛尖、翠芽、扁形茶等。但就黔西南来说，无论是较有规模的厂家，还是小型加工作坊，无论是茶叶主产区的普安和晴隆，还是兴义的七舍、贞丰的小屯、兴仁的城南、安龙的春潭，包括邻近的盘州、关岭等地，大家生产得最多的，都是扁形茶，占比大约七八成。近年来，随着白叶一号、黄金芽、中黄一号等品种栽培面积不断扩大，白茶产量的占比，正在慢慢提高。
为什么扁形茶会被人们称之为龙井茶？原因是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湖街道龙井村，最早发明了这种茶叶的炒制工艺，并因龙井村而得名。其炒制方法为：将摊晾后的茶青，放入炒锅、或专门的炒茶机，在适当的温度条件下，一边杀青一边按压翻炒；待茶叶里的水份蒸发完毕、彻底干透，即大功告成。这一工艺被传承并推广开来以后，其他地方的茶农或厂家，使用这种方法加工生产的茶叶，也都习惯性地以龙井茶之名称呼。
其实，相对来说，龙井茶的加工制作方法，在所有的名优茶中，较为简单。然而，它在所有的名优茶中，却又独占鳌头、无可比拟。这也说明，其炒制工艺，蕴藏着大道至简的道理。
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中国茶叶第一品牌，“西湖龙井”的市场影响力，极大地带动和推进了黔西南茶叶产业的市场化进程。换句话说，黔西南茶叶借助“西湖龙井”这一品牌的市场优势，借船出海、借梯上楼、借斧开山，走出了封闭的大山，迈上了更高的平台，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市场。
也可以说，黔西南茶叶的市场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作为“西湖龙井”品牌的原料基地，慢慢建立并巩固起来的。
《宁波日报》记者汤丹文，在《彩虹之路》一文里写道：“宁波扶贫干部、挂职普安县副县长的方健告诉我，茶源小镇最热闹的季节，是新茶开摘之时，这里云集了外地、特别是苏浙一带，前来收购茶叶的茶商。一些国内知名品牌茶叶，若追根溯源的话，也是要算到普安头上的。”
汤丹文的表述比较委婉，“一些国内知名品牌”，业内人士一看，就知道作者所指其谁。
汤丹文同时还写道：“全国最大的绿茶销售企业浙茶集团，也因为而布局普安。”其实，除了浙茶集团，还有许多苏浙茶商，多年以前就开始到黔西南承包茶园、投资建厂、或季节性租用厂房生产扁形茶。外行看不懂，业内人士则随处可见苏浙茶商穿梭往来、忙碌不停的身影。
局外人也许不知道这个过程的艰难曲折，更不敢相信黔西南茶叶之所以能够搭上“西湖龙井”品牌的快车，是成百上千的苏浙茶商，尤其是浙江茶商，冒着“违法犯罪”的巨大风险，偷偷摸摸地由地下而地上、由秘密而公开、由“非法”而合法，年复一年、坚持不懈地，慢慢推动搭建起来的。
当然，也有一些茶人深感委屈，说我们的茶叶，没有自己的品牌，甘愿成为人家的“原料基地”，拱手将可观的利润空间送给别人。于是大声疾呼，要不惜代价，竭尽全力，打造自己的品牌，才能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
道理人人都懂，打造自己品牌的努力，从政府到茶企，从茶企到茶人，一直苦心孤诣、孜孜以求，一刻也不曾停止过。然而，要真正创立一个成功且有广泛影响的品牌，谈何容易！就是经历了数番的寒彻骨，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梅花的扑鼻香。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茶企，注册了上百个商标，比如晴隆的“花贡”“贵隆”，普安的“普天”“云雀”，兴义的“松风竹韵”，安龙的“新桥”等等，但时至今日，这些品牌不仅没有更加知名，反而销声匿迹、不见踪影，除了全州上下倾力打造的地域品牌“普安红”，我无法数出更多的品牌名字。一个知名品牌的诞生，其艰难程度，非比寻常。就像一个人的成长，在保障衣食住行的前提下，还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外部环境。
再说，譬如出行，在我们还没有自己的车子之前，何尝不可以顺便搭乘别人的车子，只要人家愿意搭载，虽然要交一点车费，总比步行要快得多啊！
在历次全国“十大名茶”评比中，“西湖龙井”始终排名第一。作为绿茶的领军品牌，龙井茶的名字，在宋代首次被记录，其名声在元代开始传播，明代逐渐远扬，清代达到鼎盛。北宋时期，龙井茶区已初步形成规模，当时灵隐寺下天竺香林洞的“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峰的“白云茶”和葛岭宝云山的“宝云茶”，已被列为贡品。北宋高僧辩才法师归隐故地，与苏东坡等文人墨客，在龙井狮峰山下品茗吟诗，苏东坡有“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雨春”之句赞美龙井茶，并手书“老龙井”等匾额。到了南宋，杭州成了国都，茶叶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
嘉靖年间的《浙江匾志》记载：“杭郡诸茶，总不及龙井之产，而雨前细芽，取其一旗一枪，尤为珍品，所产不多，宜其矜贵也。”万历年间的《杭州府志》，有“老龙井，其地产茶，为两山绝品”之说。
光绪年间的举人、民国商务印书馆编辑徐珂曾说：“各省所产之绿茶，鲜有作深碧色者，唯吾杭之龙井，色深碧。茶之他处皆蜷曲而圆，唯杭之龙井扁且直。”
千百年来，“西湖龙井”以“色绿、香郁、味醇和形美”著称于世，尤其是其别具一格的“形美”，就是典型的扁体形状，与众不同。
众所周知，以龙井村为核心的西湖周边那点山地，实在有限，虽然茶园面积将近七千亩，但就全国、甚至世界市场来说，不过咫尺大小、方寸之间、微不足道，而且早已包围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和现代气息浓郁的城市之间，所产茶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实在扛不动“全国第一”这面大旗，满足不了国内外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在高额利润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茶商们把目光投向了西湖之外的地方，打起了四处寻找原料的主意用安徽、用湖北、用四川、用贵州的茶青原料，加工成扁形茶，装进“西湖龙井”的包装，供应市场。甚至不用包装，懂茶的人一看外形，就知道扁形茶就是“西湖龙井”，因为“西湖龙井”就是扁形茶。就算你已经取得高级评茶师资格，给你一泡扁形茶样品，无论从颜色、形状，还是从汤色、口感，抑或是从香味、回甘等方面，也不见得能鉴别得出，原料出自哪里。
国内外市场上，更多的“西湖龙井”并非全部产自西湖周边，而是产自包括黔西南在内的其他茶区，早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只是人们虽了然于心却心照不宣而已。
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是，用黔西南境内的茶青作原料，炒制的扁形茶，无论是颜色、形状、香味和口感，综合品质都不亚于正宗的“西湖龙井”。原因不外乎黔西南作为茶树原产地，气候、土质、环境质量等客观因素，尤其是干净程度，都不输西湖。
其实，用其他地方的茶叶，冒充“西湖龙井”的现象，或者说其他地方的茶人，用自己的原料，加工扁形茶销售，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而是由来已久。
一个多世纪以前，清末学人程淯，辞官离开北京后，在西湖边上修建了一幢别墅，休闲养老。他通过潜心考察，写了《龙井坊茶记》一文，文中就披露了这种现象。“龙井以茶名天下，在杭州曰本山。言本地之山，产此佳品，旌之也。然真者极难得，无论市中所称本山，非出自龙井；即至龙井寺，烹自龙井僧，亦未必果为龙井所产之茶也。盖龙井地既隘，山峦重叠，宜茶地更不多。溯最初得名之地，实为狮子峰，距龙井三里之遥，所谓老龙井是也。”
从这段描述里，不难看出，真正的“西湖龙井”核心区那点产量，恐怕连供应杭州市的人们饮用，都远远不够。程淯进一步在“产额”里写道：“龙井岁产上品茶，如明前雨前者，千余斤耳。并粗叶红叶计之，岁额亦止五千斤上下，而名遍全国，远逮欧美，则赖龙井邻近之茶附益之。”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尤其是交通运输业的发达和互联网的普及，地球都已经被视为一个村的今天，“则赖龙井邻近之茶附益之”中的“邻近”，已经不再是西湖周边，也不仅限于杭州周边，而变成了全国其他产茶省份。
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对扁形茶的需求，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以普安和晴隆为主的黔西南投产茶园面积不断扩大，尤其是黔西南的春茶，普遍比苏浙一带的茶叶开采时间要早二三十天，地域和时间的差异，给“西湖龙井”经营者，创造了梦寐以求的商机。大量嗅觉敏锐的茶商，不请自来，足迹遍布黔西南各个茶区，他们钻“计划与市场”之间的空子，与当地国营茶厂抢购原料，当起了政策不予保护、法律又没有明文禁止的“市场经纪人”。
在普安县江西坡、茶源街道和晴隆县沙子镇等茶区，茶农们都记得，当时没有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兴义也还没建机场，那些不辞辛苦、精明干练的苏浙茶商，带着专门用于炒制扁形茶的平底铁锅，从贵阳乘坐夜班车，到达江西坡街上后，便用绳子把比自己的身体宽大得多的铁锅系在背上，然后打着电筒，沿着崎岖的羊肠山道，向散落在大山深处的目的地村寨走去。
此前，他们已经来过这些村寨，并和其中的某户茶农、一般都是家里茶园面积较多的茶农，有约在先：送给对方一口炒锅，并保证将炒制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对方，然后要求对方将炒制出来的茶叶，全部卖给他们，他们承诺用高于茶场的价格收购，现钱现货。双方一拍即合，共筑财富梦想。
普安县第一位全国人大代表韦波坦言，他家就曾接纳过一位来自萧山、名叫肖许贤的茶商。肖许贤借住在他家三年，每年一个多月时间。不仅一开始就送了他家一口炒锅，而且教会了他和父母炒制扁形茶。后来韦波到浙江打工，还曾到肖许贤的茶业公司，当过两年炒茶师傅，双方通过茶叶，成了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究竟有多少苏浙茶商，到普安、晴隆茶区，和当地村民开展合作，没有人能够提供准确的数据。但综合我多年间采访的多个茶人和茶农的估计，应以千计。
当时，作为国营企业的普安茶场，在市场不断搞活、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走着一条特殊的经营路子，即在县里规定“茶农的茶青，必须交售给茶场”的地方政策保护下，由茶场根据行情，出台收购价格，收购茶农手中的原料；然后又走市场经济的路子，销售产品，参与市场竞争。按理说，原料价格可以自己说了算，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经营情况，应该非常理想。可惜，情况并非如此。
因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没有坐视不管、善罢甘休。价值规律催生出来的“洼地效应”，培养出大批的苏浙茶商，参与到黔西南茶叶的生产经营中，一度宁静的茶山，慢慢躁动起来。
外来茶商们把炒锅送到愿意合作的茶农家里后，第二天便马不停蹄、耐心细致地，手把手教茶农们炒制扁形茶。然后将其悉数买下，连夜租用摩托车等当时简陋的交通工具，送到普安或晴隆县城，通过邮局，寄回家乡销售。
我们以1998年最早上市的乌牛早为例。普安茶场出台的单芽茶青收购价为三十元每公斤，但茶农们在交售时，还会受到时间、地点、等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价格的变动，而且经常不是支付现金。比如一个茶农辛苦一天，采摘了两公斤半茶青，送到茶场顺利交售出去，可以收入并非现款、而是欠条的七十元。但他如果悄悄拿回家里，再在合作茶商的指导下，辛苦两个小时，将其炒成一斤左右扁形茶成品，可能就会换得八九十甚至百元现金。
这就是计划与市场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在乡镇政府人财物力有限的情况下，普安县从县直机关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茶区，进村入户，配合茶场工人，通过明查暗访等手段，寻找和发现那些白天休息、晚上四处活动的外来茶商，然后以其“干扰茶场经营秩序、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名，劝其离开。并给那些接纳外来茶商的茶农，做思想工作，希望他们把茶青交售到茶场。
可是，原本就贫困的茶农，同样的付出，肯定希望得到更多的收入。因此他们普遍站在茶商的立场上，与工作组对着干。当然，迫于压力，也有一些茶农，两头兼顾，当天采摘的茶青，一半交售到茶场，一半带回家里炒制后卖给外地茶商。既不得罪茶场，也不伤害外来茶商的感情。现在许多小型茶叶加工厂，之所以活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全赖当年苏浙茶商的引领。
普安盘江源茶业公司的老板罗明刚，当时是茶场生产科的职工，他清楚的记得，有一天傍晚，两个茶农骑着摩托车，拉着六七十斤干茶，正在给住在另一个寨子的茶商送去，被工作组成员拦截下来，准备没收。双方面红耳赤，争执不休，在理论过程中，两个茶农趁工作组成员不备，硬是将茶叶抢了回去，迅速骑上摩托车，沿着崎岖的山道，飞奔而去。那批干茶，可是价值上万元的货物啊，对于当时的茶农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们哪里愿意束手就擒？工作组成员见对方一副亡命之徒的样子，担心出事，追赶几步就放弃了。还有一回，罗明刚和几位工作队员，为了追赶一位同样骑在摩托车上的外来茶商，在弯急路陡的盘山公路上，把车轮跑掉一个，吉普车一个跟头栽进路边的茶地，四脚朝天，所幸大家都没有受伤。
然而，无论工作队的成员如何努力，效果都微乎其微，茶叶的“地下交易”，仍然非常活跃。“狡猾”的茶商们，将茶农引导上路、学会炒制后，也隐藏得更深了，有的甚至跑到晴隆和普安县城，在宾馆里住下来，到了晚上，才里应外合，到约定的地点与茶农接洽。
眼看行政强制手段无效，县里不得不将工作队撤走，然后授权茶场，自行解决。茶场手握尚方宝剑，出台了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茶农们家里的炒锅，可以使用，不受干涉，但每口炒锅必须交给茶场三百元钱的管理费。”一些茶商和茶农，为了息事宁人，免受干扰，非常乐意交纳。因为这笔钱虽然冤枉，却为他们买回了经营的自主权。有了自主权，茶青和干茶的销售，就可以自由选择了，是卖给茶场，还是卖给能炒制的邻居，或者自己炒制扁形茶销售，完全由自己说了算，不再受到干扰和约束。
进入新世纪以后，普安县政府终于正式行文，放开茶叶市场，允许个体私营企业参与生产经营，茶农根据市场需求，自行处理茶青。
外来茶商的加入和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茶场不得不从管理机制上进行全面改革，从而提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但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普安茶场最终还是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取而代之的，是少数取得资质、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私营茶企，还有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遍布茶山、茶农们自办的加工作坊。
黔西南出产、貌似“西湖龙井”的扁形茶走俏苏浙，为黔茶出山奠定了基础，开辟了渠道，打开了市场，积累了经验，树立了形象。越来越多的苏浙甚至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通过扁形茶，逐渐认识、了解和接受了黔茶。如果说我们的茶叶销售，就是一场持久战的话，那么生产和销售扁形茶的人们，就是这场战争中的急先锋，他们一马当先，过关斩将，为黔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杀出了一条血路。
如今，以普安和晴隆为主、包括周边县市在内，数以千计的个体私营企业，或者说数以千计的茶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循着苏浙茶商开辟的扁形茶销售渠道，在大浪淘沙中各显神通、大展拳脚，正在各自罗织的圈子里，圆着或远大或现实的财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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