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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多次寄语青年、对青年提出殷切期望——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把握其历史进程、投身其伟大实践，是“强国一代”的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为加强青年政治引领和价值观塑造，2026年2月3日，中国青年报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于北京联合举办“中国式现代化与青年成长”理论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聚焦青年研究领域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立足青少年成长发展实际，围绕就业创业、身心健康、住房婚育等青少年急难愁盼问题，汇聚专家智慧、凝聚思想共识、破解成长难题，为推动青年与中国式现代化同频共振、双向奔赴搭建了坚实的理论交流平台，也为“十五五”期间青年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思想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中国国情、契合人类发展潮流的开创性事业。4名主旨发言嘉宾从不同维度解码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逻辑与世界意义，也落地于青年发展与教育实践的微观层面，清晰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宏大叙事与个体实践的辩证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为青年创造了大量高技能岗位，并推动青年工人向技能型、创新型人才转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出海”热潮，为青年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高度发达的互联网产业提供了大量唾手可得的资讯与知识，帮助青年快速“充电学习”。
共同富裕追求为青年发展提供公平人生舞台。比如，《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便强育公平、就业公平，帮助更多青年公平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吸引大批青年返乡创业，县域经济发展为很多青年提供“家门口”的就业机会，形成了从事农业品牌、文旅、电商等诸多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满足青年物质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构建。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普及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为青年提供了多元精神滋养。
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青年参与全球治理、开展国际交流提供了广阔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国际公共产品，使中国青年能够站在世界舞台上，“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共同成长”。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特别是在“十五五”这一中国式现代化迈出实质性步伐的关键阶段，要对青年工作进行系统创新。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青年，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讲清楚、讲透彻。创新话语体系和传播方式，运用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思想政治引领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积极构建新媒体矩阵，加强网络阵地建设，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构建数智时代青年工作“网上网下同心圆”；鼓励青年投身实践，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
打造青年高质量发展支持体系。教育方面，推动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就业方面，实施更加积极的青年就业政策，拓宽市场化就业渠道，开发基层公共服务岗位。创业方面，完善青年创业扶持体系，提供创业培训、融资支持、场地保障等全方位服务。
织密青年发展保障“安全网”。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人才公寓，缓解青年住房压力。倡导文明健康的婚恋观，完善生育配套政策，减轻青年育儿负担。加强青少年权益保护立法和执法。构建学校、家庭、社区、医疗机构联动的心理健康服务网络，提升青年心理健康素养；加强体育设施建设，推广全民健身。
拓展青年国际交流合作平台。依托“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框架，增加青年国际交流项目，培养青年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支持青年参与全球治理议题讨论，提升中国青年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当亿万中国青年的奋斗激情被充分激发，中国式现代化必将获得最持久、最深厚的动力源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必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奔跑中成为现实。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主持所务工作），研究员】
成功的现代化都顺应了发展的时代潮流，而各国人民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和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推进现代化，便有了各自的现代化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准确把握中国发展大历史、世界变化大格局、人类发展大潮流，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新超越，展示了全球南方现代化新希望，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特征及世界影响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是开放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开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创造新的条件和塑造新的动力，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从古代丝绸之路的驼铃声声，到当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互联互通，开放基因已深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改革开放40余年的实践证明，开放使中国得以在全球化浪潮中抓住机遇，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生动力，形成“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中国式现代化产生了显著的开放效应。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随着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国与世界各国早已形成不可分割的发展命运共同体。依托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中国庞大的市场为全球企业提供发展机遇，中国的制造业能力支撑着世界各地的消费需求，中国的投资与基建合作助力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有力促进了世界共同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创新的现代化。中国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如建立经济特区、改革财税体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等，中国构建了兼具活力与秩序、效率与公平的现代化治理框架。这些制度安排有效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确保了国家长期稳定与发展目标的实现。技术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强大驱动作用。国家主导的战略科技力量与市场驱动的企业创新主体相辅相成，形成了全链条的创新生态。技术创新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也为解决环境污染、资源约束等现代化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中国的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注重汲取民智、凝聚民心，通过广泛的协商民主和基层实践，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和群体差距。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统一。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证明现代化模式可以是多元的。对人类文明整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正在为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包容、可持续的世界贡献着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关键在人才，基础在教育，未来在青年。而如何能够让不同潜能、不向的青年，都能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找到自身坐标，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教育工作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对此，清华大学锚定的破题关键在于回归长期以来坚持传承的因材施教育人理念。优秀人才从来就不是单一形态，学校要发现每个青年的独特潜质，尊重学生的成长节奏，托举各类人才发展。清华大学围绕青年成长规律，以“五育并举”为总体框架，通过差异化制度设计，逐步形成一套多路径、可选择、相互贯通的培养体系，让不同类型的青年都能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找准自身定位。
针对本科生培养，推进书院制改革，探索建立以通识教育为基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践行“宽口径、厚基础、重交叉”的培养理念，培养不局限于单一学科，汇集不同院系的师资力量，鼓励学科交叉，打破专业壁垒，形成开放式的人才培养机制。明确了博士生教育以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体，着重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学术创新人才。硕士生教育以专业型人才培养为主体，主要培养具有职业素养、创业精神、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在第二课堂专项赋能方面，根据青年群体的不同特点，统筹配置育人资源，助力学生在多样化的成长路径上各具特色。对于科研潜质突出的青年，依托“挑战杯”等科创赛事平台和星火计划、启创计划等因材施教项目，持续完善科创育人体系，支持学员自主立项开展课题研究、访问海外国际顶尖高校课题组，并且通过科创沙龙促进跨学科碰撞，引导学生在真实科研与实践中识别问题。对于有志于公共服务的青年，依托思源计划、唐仲英计划、林枫计划等项目，加强价值引领与使命培育，引导青年在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实践中经受历练。对于在身体素质和艺术创造方面具有显著特长的青年，通过沐风计划、白杨计划等项目，持续开展体育赛事、美育讲堂和艺术展演，推动青年参与。
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辅助智能教学，面向全体本科新生推出了AI助手“清小搭”，作为个性化学习智能助手，提供问答咨询、学习工具、成长档案等精准服务，实现“一人一策”陪伴式支持。打造MAIC多智能体课堂，通过多角色智能体协同创造沉浸式学习环境，已落地多门学分课程并接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牵头17家高校以及8家科技领军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了“人工智能开放联盟”，共同承担国家重大科研攻关并培育高层次人才。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清华大学因材施教育人体系的成效正在逐步彰显。清华同学发展的路径各有不同，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能够把个人成长放在国家发展的大坐标中，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矢志报国、绽放青春。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接续奋斗，清华大学将始终坚持因材施教这一育人理念，持续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与国家和民族同向同行，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一体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清华力量。
青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和主力军，青年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了青年发展指导思想、根本遵循和总体目标，系统阐述了青年发展十大领域及其发展目标和发展措施。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关心支持青年事业的发展，青年发展呈现令人振奋的良好局面。
通过精准施策，将现代化红利转化为青年成长的实际机遇。《规划》明确提出“激发青年创新能力、创业活力”，与中国式现代化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的核心方向同频。随着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蓬勃发展，2020年以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增的40余个新职业中，青年从业者占比超七成，这背后正是《规划》推动青年技能提升、适配现代化产业需求的成效体现。
以“促进青年全面发展”为目标，为青年搭建公平普惠的成长平台。《规划》将教育作为青年发展的核心领域，提出“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5年以上”的目标，而2024年这一指标已提升至14.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60%，超额完成《规划》要求，让更多青年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迁。
《规划》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的青年工作机制，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政策。针对青年婚恋、住房、心理健康等急难愁盼问题，明确了具体解决路径，各地据此推出保障性租赁住房、青年婚恋服务、心理健康支持等举措。这些政策红利不仅优化了青年发展环境，更让青年能“轻装上阵”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二者共生的基础。
《规划》强调要“打造青年人才队伍”，激励青年在科技创新前沿勇挑重担。在嫦娥六号、天问一号等重大航天工程中，35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占比超60%，大批的青年创业人才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型的重要引擎，充分印证了《规划》对青年创新活力的激发作用。
《规划》则将“提升青年思想道德素养”作为重要目标，推动青年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社会风尚。截至2024年年底，“志愿中国”平台注册青年志愿者超6000万人，这些青年志愿者活跃在社区治理、生态保护一线，用行动诠释责任担当。同时，青年借助新媒体形式让非遗“破圈”，既践行了《规划》中“丰富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部署，《规划》鼓励青年在社会治理、生态保护、国际交往中主动作为。在乡村振兴战场，《规划》扶持的年轻驻村用直播带货等新方法带动村民增收；在生态保护一线，青年志愿者响应《规划》号召，参与植树造林、垃圾分类宣传，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国际舞台上，青年依托《规划》搭建的“中国青年全球伙伴行动”平台，与100多个国际组织合作，讲好中国现代化故事，彰显和平发展理念，让中国式现代化获得更多国际认同。
随着青年发展型社会建设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青年发展的共生之路将越走越宽，青年必将以更过硬的本领挺膺担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持久青春动能。
扩大内需是“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青年新消费行为与新就业形态青年的发展，是激活内需潜力的重要抓手。4位专家围绕青年消费特征、文化休闲消费实践、保障支持新就业形态青年群体等维度，深入剖析新时代青年发展的新特征、新诉求。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扩大内需的各项决策部署，其中大力提振居民消费是重要内容。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大关，稳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对于成长于物质丰裕时代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是这一庞大市场的绝对主力。
传统的消费理论往往强调“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但在当代青年的消费图景中，“情绪价值”已成为核心变量。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Z世代情绪消费报告》显示，超九成青年认可情绪价值，近六成青年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青年情感消费月均支出金额达949元。这种“情感疗愈型消费”日益增多，反映了青年群体通过微小的消费行为来重构生活秩序、获得掌控感的心理诉求。
青年消费中，还存在一个显著特点，即所谓“社交货币化”的消费。购买特定的IP周边、参与特定的剧本杀或漫展，不仅是个人爱好的表达，更是进入某个特定圈层的“通行证”。青年通过消费共同的符号来寻找“同温层”，构建属于自己的“共享现实”。这种基于兴趣的圈层消费，其黏性往往高于基于功能导向型消费。青年的消费并非一味地冲动挥霍，而是“更加重视性价比”，他们拒绝为品牌溢价盲目买单，转而为真正带来精神共鸣和情绪价值的产品付费。
面对青年消费心态的深刻变化，单纯依靠传统的刺激政策已难以奏效。“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这需要政策端与市场端形成合力，通过高质量的供给来创造和引领新的消费需求。
青年消费呈现出高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的特征。这意味着市场供给必须从单一的“卖产品”向“卖服务、卖体验”转型。针对青年悦己消费不断增多的特点和趋势，企业应开发更多具有情感连接和文化内涵的产品。政策层面，应鼓励“文化+”“科技+”等消费新模式，支持企业通过创新精准捕捉青年的情绪痛点。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洞察青年的消费偏好，实现供需的高效匹配。支持数字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线上线下消费场景的深度融合，让青年能够以更低成本获得所需的情绪价值。
“十五五”时期，通过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稳定就业市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宏观政策，是提振青年消费的根本之道。当青年对未来有稳定的预期时，他们才敢于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理解青年消费，就是理解大力提振消费、不断扩大内需乃至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青年对情绪价值与支付成本的比值有着极致追求，这种追求并非虚无的消费主义，而是青年在现代化进程中，对美好生活、自我认同和情感连接的深层渴望。激活青年消费，不仅是为了完成50万亿元消费市场的量的扩张，更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确保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保障新就业形态青年群体的合法权益，满足其多元需求，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思维，从制度完善、企业责任、社会支持等维度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的权益保障体系，让每一位青年从业者都能感受到制度的温度、社会的善意，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补齐制度短板，提升制度适配性。加快法律法规出台，明确平台用工的法律关系与责任边界。同时，制定专门的平台算法监管法规，明确算法的透明化、公平性要求，禁止平台企业利用算法侵犯青年群体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等基本权益。创新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保障覆盖范围。加强政策协同，形成权益保障合力。
压实平台企业责任，规范用工与服务行为。规范平台用工与算法应用，保障青年群体的基本权益。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明确薪酬标准、抽成比例、奖惩规则、休息休假等内容，保障青年群体的劳动报酬权与休息权。同时，推进算法透明化与公平化，避免算法异化导致的权益侵害。加强职业培训与晋升通道建设，提升青年从业者的职业归属感。健全内部治理与争议解决机制，及时响应青年群体的诉求，妥善处理权益纠纷。
强化社会支持，营造尊重与关爱氛围。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应创新组织形式与服务模式，扩大对新就业形态青年群体的组织覆盖，吸纳更多青年加入组织。加强对青年群体的维权支持、技能培训、心理疏导、生活服务等，帮助青年群体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加强行业协会建设，规范行业秩序。行业协会应发挥自律作用，制定行业规范与职业标准，规范企业用工行为，维护行业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加强舆论引导，营造良好社会氛围。选树先进典型，破除社会认知偏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新就业形态青年的良好氛围。引导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等参与新就业形态青年权益保障工作，为青年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心理疏导、公益帮扶等服务。
对青年休闲消费现象进行调查研究，有利于准确把握青年消费新趋势、激发内需潜力、优化供给结构，进而提升青年生活质量，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2024-2025中国文化发展调查”分析发现，青年经常参与网络文化和亚文化活动，去电影院看电影、参观文化场馆、观看现代文化演出、参加娱乐活动也表现突出。如果将成年居民每周休闲时间增加约0.5天，文化休闲消费有望显著提升，而女性、城市居民、30岁-44岁中青年、一线城市居民是有较强消费潜力的群体，改善这部分群体的休闲时间分配，对于扩大消费有现实意义。
发展青年文化休闲消费，需多措并举、系统推进。首先，着力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稳步提升其收入水平，切实增强消费能力和信心。其次，优化居民时间分配格局，特别是通过完善带薪年休假制度、健全相关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市场供给，有效增加中青年群体尤其是女性的可支配休闲时间。同时，丰富完善休闲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水平，完善休闲文化产业规划，多渠道丰富消费供给，提升青年文化生活质量。此外，还需积极创新消费场景，借助数字化促进商业模式升级，打造“集市”“文旅+”“电影+”等休闲消费新业态，提升休闲体验，推进产品创新升级，进一步扩大青年休闲消费活力。
当下，我们正身处一个“国潮”澎湃的时代。对国家民族的情感生产，不再仅仅关乎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深度下沉到青年最日常的文化趣味与消费实践之中。
古风音乐展示复古审美。如今，优秀的古风歌手可以站上春晚舞台、自由作曲家的作品获得国家级平台的奖项认证。这意味着优质的亚文化创作，能够被主文化体系识别、认可并赋予制度性文化资本。这种资本是实实在在的：它是权威背书，是资源衔接的桥梁，是获得社会价值兑现的路径。人们说起古风音乐，不再带有亚文化边缘化、要规训的刻板印象，而是肯定其自身独特的创意和生命力。这种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融合正是“两创”的生动实践。
盲盒在商业领域破圈。更有趣的破圈出现在传统文化甚至红色文化的领域，除了博物馆的各类盲盒文创，还有红军盲盒、党史知识盲盒等。在红色教育基地，可以看到年幼的孩子请求家长：“我想要一个红军叔叔带回家”。主流文化这套“打法”，不仅取得商业效果，更将萌、潮、童趣等青年熟悉的符号意象创造性地运用于历史叙事与价值传播中，传递出“历史可以是萌萌哒”“红军不仅是可敬的，也是可爱的”“学习党史也很有趣”，打造出更有亲和力的主流价值形象。
返乡青年也大有作为。10多年前，很多青年的梦想是去大城市寻求大发展，但当下，很多青年回到家乡，甚至城市青年也把乡村当成创业的沃土。这说明，青年对乡村有了更多信心，愿意把自己的发展和乡村绑定。比如在江西省浮梁县，我们访谈过一位帮当地农民做直播电商的返乡创业青年，当地有大量优质绿茶，但缺乏品牌和渠道。这位青年通过观察各种农产品直播间，发现主播们都在强调天然、手工，于是自己也开始慢直播从采茶到炒茶的整个流程，慢慢地销量就上去了。这样的返乡创业青年，也被称为“链接型人才”，他们在微观层面把国家政策、现代商业与地方传统产业链接在一起，在城乡融合进程中发挥着毛细血管般的作用。
当代青年正在以一种更多样性、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国家发展。他们在文化上自信而不自封，在行动上热血而理性，在视野上扎根本土而平视世界，充满文化自觉、主体意识和创造活力。社会与青年同频共振，在互动中彼此塑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视听新闻与传播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围绕新一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编制、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青年公共意识建构、青年婚恋认知引导，5位专家的发言兼顾理论思考与实操导向，既回应了青年成长中的真实困惑，也给出了具体的思考与解决方案。
在数字化与全球化交织的今天，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层次感。与青年沟通的有效方式，也应从“单一叙事”走向“丰富表达”，从单线条、单答案的说服教育转向立体化、可共情、可共鸣的对话。
当代青年对国家发展道路和历史成就总体上具有较高的认同感与自豪感，这种“宏观自信”构成了青年价值观的重要底色，但青年在学业、就业、住房、婚育、职业发展与社会流动等方面面临的真实压力，使得他们在“国家大势向好”与“个体处境不易”之间，形成一种细密而真实的心理落差。理解青年价值观，关键就在于正视国家发展进程与青年生命体验之间的复杂关系并通过价值引导，把这种落差转化为青年投身强国建设、参与社会创造的内生动力。
2025年10月至11月，课题组联合腾讯调查实施了面向我国18岁-35岁青年网民的综合性社会调查项目，发现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分裂或混乱，而是呈现一种更为深刻的“对位共栖”状态。“对位共栖”是借用复调音乐的概念，指两个或多个独立旋律在纵向上结合为统一的和声结构——彼此独立，却能协同共振。映射到青年身上，就是看似矛盾的价值取向并不必然互相排斥，而是在互动中形成一种动态平衡、共生共存的内在系统。例如，青年一方面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物质丰裕与选择自由，另一方面也因为看见更多可能性与差距而滋生出相对的剥夺感与焦虑感；他们习惯于计算成本收益、规划风险回报，但在情感表达上又格外敏感，更容易被情绪驱动、被共情唤起。这些“并置”并不意味着价值观的摇摆，而更像是一种在复杂现实面前逐渐成熟的认知策略。
要想真正打动青年，关键不在于“说得多”，而在于“说得真”；不在于用宏大口号压过个体体验，而在于用真实、立体的语言与青年建立情感连接和意义连接。面对“对位共栖”的青年，沟通方式必须从“单一叙事”升级为“丰富表达”，承认复杂性、容纳矛盾感、提供可行路径，让青年在被理解中获得力量，在被尊重中形成自我驱动。
第一，拒绝情绪忽视，承认复杂性的存在。要学会说出更有分量的话，“你的困难是真实的，你的坚持也是真的”。承认生活的不易，承认情绪的复杂，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支持。只有当青年感到“我被看见、我被理解”，沟通的大门才会真正打开。
第二，摒弃指令型表达，更多采用并列型表达。诸如“你必须奋斗”“你不许躺平”之类的指令式话语，往往携带道德压力，容易引发逆反和次生焦虑。并列型表达则给予青年选择空间，也为其提供向前的支点。例如：“你可以感到累，但你也值得继续前进”；“你可以休息，这不等于放弃”；“你可以迷茫，同时也可以探索。”这种表达把矛盾的两端并置，让青年在接纳自我的基础上，自主生长出改变的动力与行动的勇气。
第三，从“结果崇拜”转向“过程赋义”，把价值引导落到可持续的生活逻辑上。生活不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而是一段值得认真走完的旅程。强调过程，不是降低标准，而是帮助青年建立更稳定的内在评价体系，使其在波动与挫折中仍能保持韧性与方向感。
第四，沟通者要有“看懂青年”的能力，也要有“说到青年心里去”的本领。要做好青年工作，沟通者自身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与必要的文学素养，把宏大的国家叙事转化为青年听得懂、愿意听的个体语言，把青年的困惑与迷茫转化为成长的契机与行动的路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有效的价值引导。
青年工作是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性工作。中央、国务院2017年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是我国青年发展领域的第一部专项规划，指引着“十三五”“十四五”时期我国青年发展事业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
“十五五”开局之际，也要加快编制新一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为青年事业发展开启新篇章作出战略指引。
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新一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要着眼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明确青年在重大战略任务中的角色与使命，着力培养青年的理想信念、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与创新能力，引导青年将个人成长融入民族复兴伟业，成为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
首部青年发展规划的实施，为青年事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面向未来，必须系统梳理在青年思想道德引领、教育、健康、就业创业、权益维护等各领域取得的成效，将经过实践检验的好做法制度化、长效化。当前，青年在就业质量、住房保障、婚恋生育、社会融入、心理健康等方面仍面临不少现实压力，城乡、区域、群体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新一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必须精准回应这些时代课题，致力于破解制约青年全面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青年实践创新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为青年塑造人生提供更丰富的机会，为青年建功立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青年发展规划关乎青年切身利益，必须倾听青年心声、汲取青年智慧。要坚持“顶层设计与问计于青年”相结合，在规划起草阶段，搭建多元化、便捷化的建言献策平台，通过专题调研、座谈咨询、网络征集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不同地区、行业、领域青年的真实心声，特别是要关注高校学生、青年科技工作者、产业工人、创业者以及新媒体从业者等青年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使规划充分汲取青年智慧、凝聚青年共识。在规划论证与完善阶段，应完善青年代表有序参与民主协商的机制，使规划内容更能体现青年视角、符合青年期待。在规划实施与监测评估阶段，也要健全青年参与和社会监督的渠道，确保规划目标落到实处、青年权益得到保障。
（作者系北京大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经济教研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自2022年4月《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印发以来，试点城市积极践行青年优先发展理念，着力优化青年发展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满足了青年多样化、多层次的发展需求。青年驿站、优居计划、购房优惠券等租购房政策保障了青年的基本居住需求。乳儿班、四点半课堂、家门口青少年宫等普惠托幼托管服务缓解了青年育幼的后顾之忧。此外，就业、教育、健康、安全环境等相关政策有效补齐了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短板，增强了青年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确实能够吸引青年流入城市，但决定青年在城市扎根的关键不仅是外在条件。如果片面地注重青年优先发展的政策，则只能解决他们“愿意来”的问题，未必能让他们“留得下”。
要真正留住青年，特别是留住青年的心，最根本的是要以青年为本进行城市建设。这不仅意味着要关心关注青年，遵循青年优先发展的理念来设计政策，而且要求城市建设要尊重青年的主体性和参与感，促进青年的全面发展，让青年喜欢并认同城市。只有让青年真正从内心喜欢一个城市，对这座城市有归属感，他们才有参与城市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每个人都有喜欢一座城市的经历，有的时候是一见倾心，有的时候则是相处越长越喜欢。城市气质和社会纽带发挥关键作用。一方面，青年发展型城市应注重文化建设，传承和弘扬本地特色文化，让青年在与城市的互动中感受城市的气质与魅力，并在青年心中建立深刻的情感连接和稳定认同。另一方面，青年从来到一座城市到最终选择留在这座城市的过程中，朋友发挥了社会纽带的作用，青年发展型城市应注重营造交友氛围，让青年在城市中安放心灵。
城市与青年双向奔赴，其前提是青年和城市心意相通。如此，青年发展和城市发展才不会背道而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青年研究》副主编、编辑部副主任）
公共意识是人对社会公共领域准则、规范的主观认可、客观遵守与行为自觉。从主体意识视角考察青年公共意识建构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共意识建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包容性、普适性、共识性强的公共意识，可为个体、集体及社会有序良性发展提供价值标准。需深入挖掘其对行为规范、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认同的要求，让其中蕴含的公共意识统领社会实践，提升民众公共文明素养。
加强公共意识建构，需强化其载体——公共文化建设。公共文化是共同体内部形成的文化自觉、认同与共识，承载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维系共同体发展。要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公共价值，以先进文化引领风向，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核心公共精神，增强全民理想信念与文化自信，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其与当代公共文化的融合。
培育青年公共意识，需强化主体培育与社会引领。一方面，加强青年道德教育，培育理性主体，帮助个体在公共生活中实现个体价值和公共价值的互动、平衡。另一方面，发挥国家政治引领力与社会凝聚力，增强青年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社会认同，使共同价值诉求内化为意识、外化为行为，实现个体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统一。
公共意识的建构要突破理性主义的抽象思辨和价值追求，完善制度保障并付诸实践。一是加强公共利益立法，以科学义利观调控利益冲突，推动公共事业法治建设。二是规范公权力运行，营造良好的公共秩序。三是推进政策制定、实施与评价的规范化制度化，避免行政主体价值诉求替代公共意识。
婚姻的意义是什么？访谈中，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个好问题，但我从没真正想过”。即便有回答，也多在描述婚姻能带来的生活、金钱、情感、支持等，我们以为在谈“意义”，实则多数时候在谈“价值”。当婚姻带来的价值不再稀缺，或认为这些东西未必需通过婚姻获得，婚姻便显得“不那么必要”，这也解释了为何很多人说“我不是结不了婚，我是不想”——背后是对“婚姻价值”的重新估价，而非能力缺失。
职场中，我观察到三类典型单身人群。第一类“焦急型”，频繁相亲、游走于婚姻市场，多因父母催婚、同辈压力、年龄焦虑，而相亲前提往往是“条件不能差太多”，本质是市场匹配。第二类“不想型”，对婚姻持悲观预期，认为多数婚姻不幸福，自己结婚也可能陷入责任、争吵与消耗，觉得一个人过得更好。第三类“期待型”，不急着结婚，等待“合得来”的人，追求情趣相投、三观一致、能互补支持，对婚后生活有美好想象。
这三类对应两种婚姻基础：价值型婚姻对应“焦急型”与“不想型”，要么急于交换价值，要么干脆退出交换；爱情型婚姻接近“期待型”，强调灵魂契合与浪漫想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早已点明：只有当经济关系不再左右择偶时，真正“除了相互爱慕以外没有别的动机”的自由婚姻，才可能普遍实现。
我们如今正处于过渡阶段：价值型与爱情型婚姻并存拉扯，甚至在同一个人不同年龄阶段切换。二者各有关键问题：价值型婚姻中，人们误将婚姻价值当作意义，要么因“没价值”不结婚，要么因“有价值”着急等价交换；爱情型婚姻中，人们不懂爱情，却将其当作价值条件组合，期待完美配偶，以为条件匹配就能获得永恒幸福。
理解婚姻意义，关键在追问爱情的意义。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写道：爱情是对生命以及我们所爱之物生长的积极的关心。爱情首先是“给”，而非“得”。
我的结论是：婚姻的意义不在于它能“交换到什么”，而在于它是否能成为一种共同创造、共同培育的社会关系实践。当年轻人说“不想结婚”，他们也是在追问：什么样的关系值得投入？什么样的生活才算不虚度？这正是社会学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
青年不仅是中国故事的讲述者，更是中国故事的创造者和实践者。在全球化的传播体系中，如何发挥青春力量，保持文化表达的深度与真实、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建立有效的意义连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是重要的时代命题。4位专家围绕新时代青年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进行了深入探讨。
长期以来，在国际传播舆论场，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中国长期以他者的身份被言说和被定义，世界听到的是“西方版中国故事”。基于此，中国的国际传播要以“中国版中国故事”促致国际传播舆论场的言说平衡。“西方版中国故事”源起于西方汉学界与新闻界的知识生产，其核心在于以他者视角定义中国，构建了一套基于政治、经济与文化优势的话语体系。这种叙事不仅简化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更在符号化的国际传播环境中固化为一系列负面象征。
而“中国版中国故事”则强调以我者视角讲述中国实践，基于中国的具体现实而非西方的理论预设。面对“西方版中国故事”的长期积淀与意识形态壁垒，“中国版中国故事”仍需在象征层面构建一套具有通约性、系统性的框架，以有效整合中国现实的丰富性与多元性。
我国青年群体正成为推动“中国版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关键力量。青年在当代国际传播实践中呈现出三重鲜明的身份特征，即数字原住民与AI原住民、平台规则与议程塑造者、跨文化传播与共识创造者，这些特征与我国的国际传播需求相契合。首先，作为数字原住民与AI原住民，青年群体成长于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他们熟悉数字平台的运作逻辑，善于利用和理解人工智能的内容创作逻辑。其次，作为平台规则与议程塑造者，青年深度嵌入全球社交媒体生态，不仅消费内容，更通过参与、改造甚至重塑平台传播机制，影响国际舆论的议程。最后，青年具备较强的外语能力、文化理解力与全球视野，能够在不同文明语境中寻找共通意义，促进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
青年通过其在技术运用、内容生产和文化交流中的具体行动，为各象征维度注入了鲜活故事与生动符号，推动“中国版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场域中实现从符号到意义的转换。具体而言，青年既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有生力量，又以其行为实践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鲜活素材。
第一，青年可以重塑中国经济叙事。青年创业者与科技工作者通过创新实践直接参与全球经济叙事。第二，青年记者、学者与外交实践者正从“外围评论”进入“核心现场”，青年通过社交媒体直接参与国际议题讨论，打破西方媒体对政治叙事的垄断。第三，当代青年具有丰沛的文化创造力。青年创作者注重文化产品的可亲近性、可讨论性与可再创造性，使中国文化叙事更具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第四，青年提供赋能社会的青春方案。青年在社会治理中的创新实践，为国际传播提供了扎实的故事素材。第五，青年贡献青春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在生态保护一线，青年正扮演着行动者与传播者的双重角色，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要让青年更好地在国际传播中发挥力量，可从意识、能力与环境三方面系统性赋能。首先，要树立青年主体意识，鼓励青年勇于成为“中国版中国故事”的讲述者。此外，青年是国际传播总体布局中最生动、最前沿的实践者，他们的多元实践共同构建立体、真实、可爱的中国形象，本身就是中国故事的传播内容之一。同时，要打造友好传播生态，构建包容、创新的传播环境。
在国际传播的符号竞争中，青年不仅是中国故事的讲述者，更是中国故事的创造者和实践者。当中国青年自信、从容、有爱地持续向世界言说“中国版中国故事”，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会更好地呈现给世界。
谈及青年，“Z世代”是个高频词，这个基于数字技术和全球网络的代际标签，为我们理解世界青年提供了一种便捷的认知框架。然而，当这个全球性概念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遇时，我们需要保持一种清醒的反思：这种整齐划一的全球标签，是否足以承载中国青年多元而丰富的生命体验？我们的研究持否定的倾向。
Z世代是一种横向的、技术驱动的“全球切片”逻辑。中国青年概念中的80后、90后、00后等则是一种纵向的、社会驱动的“时代年轮”逻辑，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质。80后成长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他们身上烙印着从集体价值向个体价值过渡的时代痕迹；90后多为独生子女，经历了互联网从PC端向移动端的革命性变迁；00后的成长轨迹与中国综合国力的崛起同步。这种纵向的社会历史脉络，与横向的全球数字浪潮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青年独特的精神面貌。
首先是文化表达的浅表化。为了适应全球社交平台的传播逻辑，深厚丰富的文化传统常常被简化为易于传播的视觉符号。这种“符号化生存”虽然提高了传播效率，却付出了文化深度被削平的代价。
其次是技术权力的隐形规制。算法推荐系统以“个性化服务”的名义，实际上构建着数字时代的“认知围栏”。我们不得不正视以下问题：在算法的黑箱中，是否潜藏着文化偏见的编码？当中国青年的多元声音试图穿越这套技术架构时，是否会在无形中被重新排序、重新定义？
在全球化的传播体系中，我们如何保持文化表达的深度与真实？如何在技术架构的制约下寻找自主表达的空间？如何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建立有效的意义连接？
从我们跟踪的案例与实践探索来看，核心是从被言说到共叙事，从形象展示到生命叙事。
一是从统计形象到故事形象。长期以来，我们习惯用统计数据来勾勒群体特征。这些数据虽然重要，但难以直抵人心。真正具有感染力的，是承载着个体生命体验的故事。我们需要从“报告体”转向“叙事体”，让抽象的数字找到具体的生命载体。二是从文化展示到价值对话。当传播从“请看我们的文化”转向“让我们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时，对话的深度和广度都会得到实质性拓展。三是从被动呈现到自我叙事。青年不应该是被描摹的对象，而应该是自己故事的讲述者。
无论作为自述者的青年，还是传播媒体和平台，都需要共同系统性地构建有利于多元叙事生长的传播生态。这个生态建设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建立多层次叙事网络，同时支持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叙事表达。二是发掘跨文化价值共鸣点，有意识地寻找和展现那些能够引发跨文化共鸣的价值元素。三是创造深度对话的制度环境，建立更多制度化的对话平台，让中外青年能够进行常态化、深层次的交流。
数智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连接可能，但真正的连接始终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能够基于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对话，基于相互尊重的原则进行协作，基于彼此理解的愿望分享故事时，我们就能在这个充满差异的世界中，建立起真正的精神连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青年不仅是自己故事的讲述者，也是全球对话的参与者，更是人类共同未来的创造者。
韩国流行文化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走出韩国国门，首先进入大中华区，随后“进军”日本、东南亚、欧美。很多中国青少年对韩国流行文化非常熟悉，并且会讨论其中所反映的审美、消费、婚恋等观念。
文化是双向互惠的，而不是单向输出的。“韩流”（Hallyu）一词其实最早是由中国媒体在20世纪90年代末创造的，随后才被引入韩国学界，最终进入英语世界。“K-POP产业”中不乏中国练习生的身影，中国粉丝的经济支持曾占某些韩国偶像团体专辑销量的50%以上，中国市场的审美偏好甚至影响着韩国娱乐工业的关键选择。当我们讨论“韩流如何影响中国青少年”时，也必须看到“中国青少年如何塑造韩流”。
青少年成长总是基于丰富的真实环境，而非受单一因素的影响。一个在家庭中缺乏情感支持的青少年，可能会去外来流行文化中寻找寄托；而一个拥有健全人格的孩子，则可能在欣赏异域文化的同时保持清醒的判断。
流行文化确实有值得反思甚至批判的某些方面，但必须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医美低龄化、饭圈集资的金融风险、网络暴力在粉丝群体中的蔓延以及对“白幼瘦”单一审美的推崇等问题，需要教育者（无论是家长、教师还是平台）的积极引导。真正的教育不是斩断青少年与流行文化的联系，而是陪他们一起看清背后的商业逻辑与结构性关系，培养批判性思维。
互联网是跨国文化潮流的集散地，也是青少年成长的双刃剑。互联网确实以几何级数放大了跨国流行文化的传播速度与范围，但决定青少年最终消费什么、如何消费的，仍然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与价值环境，关键在于使用者的文化自觉。
青少年能够在享受《鱿鱼游戏》的叙事张力时仍不忘审视其中的社会批判，在喜爱K-POP偶像时保持消费理性，在拥抱多元文化的同时坚守文化自信，这才是真正的成长，也是文明互鉴的未来所在。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中外人文交流宣传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中国和欧洲虽然远隔万里，但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时空，命运休戚相关。近年来，受大国关系调整、国际格局变动等因素影响，欧洲对华认知出现变化，对深化中欧合作构成干扰。
需要看到，出现这种错误认知的原因是多重的：在“东升西降”大格局下，欧洲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下降，实力衰退引发的战略焦虑，是推动欧洲对华认知调整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欧洲知华能力建设不足，对中国了解不够全面深入，也是推动这种认知障碍的因素。
在这方面，青年对线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委托欧洲知名民调机构，在36个欧洲国家对近两万名18岁至35岁青年开展了“欧洲青年眼中的中国”大型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欧洲青年来说，中国仍是一个相对遥远的国家，多数人未曾去过中国，也缺乏对中国文化的直接接触。中国在欧洲青年群体中的评价普遍偏正面，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抱有好感，受访者普遍认为中国人勤奋努力，拥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与文明积淀。在中欧关系认知方面，尽管潜在竞争因素客观存在，多数欧洲青年仍将当前中欧关系视为友好或合作关系，并且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对中欧关系未来持乐观态度。
这份民调报告促使人们去探知喧嚣之下，欧洲浮动的真实民意。因此，还需不畏眼前浮云的遮蔽，发掘并筑牢中欧交往的青年根基。
青年是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的一代，最容易用平等、尊重、友好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用欣赏、包容、互鉴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上的不同文明。2025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大力推动中欧青年对线月，欧洲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中欧青年对线年的中欧关系”活动。在对话会之前，欧洲研究所组织30国61名欧洲青年赴浙江杭州参访，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浙江实践。整个参访和交流给欧洲青年留下深刻印象，西湖元素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文创产品，让欧洲青年代表感受到了活态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国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速度与人才集聚能力，也引发他们的连连赞叹。在系列活动中，欧洲研究所组织浙江优秀青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生与欧洲青年对话交流，使此次活动能成为中欧交流的桥梁。
通过这种实地参访与对话，欧洲研究所搭建起一个中欧青年互学、互鉴的平台，让双方的青年在这种对话中相互启发、相互学习和成长，并在这种深厚的友谊之中，培养起共筑中欧现代化合作的青年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历史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副研究员】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走深走实？5位专家聚焦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大学生历史观教育、向Z世代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青年教育路径等主题，提出了提升育人实效、引导青年自觉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磅礴青春力量等切实建议。
青年教育是内蕴于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议题。中国式青年教育深植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路径。面向“十五五”时期的历史新阶段，青年教育的深化路径需构建一个由内而外、由知到行、由个体塑造到社会融入的递进式路径体系，以此回应现代化进程中青年主体形塑的核心命题。
由“阶梯式”现代化衍生出的青年教育观，本质上是将青年置于动态的历史结构中去把握。这一定位，使得中国路径从一开始就将青年成长与国家发展的社会历史进程本质性地勾连起来。
在顶层设计层面，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青年发展专项规划《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应时而出。在实践层面，党中央推动“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同构协同，将教育实践从课堂延伸至个体成长的全域全程。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青年教育以集体主义为底色、以文明赓续与国家建构为双重使命，以一种“拾级而上”的渐进路径，致力于培育深植本土、胸怀天下、贯通古今、肩负使命的实践性主体。
中国式青年教育的独特性，立足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连续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其深层追求在于实现青年成长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时代演进乃至人类未来愿景的深刻统一与协同共进，指向的是一种在交融互动中生成的整体性命运。
“十五五”规划建议所擘画的宏伟蓝图，本质上呼唤着一代兼具理想情怀、扎实本领与担当精神的青年主动挺身而出，同时也迫切要求我们构筑一条立足中国现实、面向未来的青年教育新路径，应厚植文化自信与价值引领教育、强化科技创新与数字素养教育、深化产业适配与职业能力培育、推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融合，从而在历史接力中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发展规划部发展与政策研究室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京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时代以来，全国大中小学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持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走深走实。
建立完善一体化体制机制，筑牢育人制度根基。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是将系统思维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化呈现与生动实践，核心是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打破学段壁垒，统筹整合各学段育人要素，对育人目标、内容、方法、机制等环节进行贯通衔接的系统性建构，最终实现育人过程的整体性、连贯性与协同性统一。
推动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融合，丰富育人实践路径。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一方面，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课堂教学内容与新时代伟大实践、地方特色资源相结合，让抽象的理论变得鲜活可感。另一方面，要深化实践育人内涵。大力拓展社会实践育人平台，统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文化场馆、乡村振兴示范点、科技企业等社会资源，让社会课堂成为滋养青年成长成才的重要阵地。
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探索育人新生态。数字技术从资源整合、场景创新、阵地拓展三个维度发力，推动了思政教育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型。
促进政府、家校社相协同，凝聚育人强大合力。政府要发挥核心作用，统筹协调各类资源，为学校思政教育提供师资培训、实践基地建设等保障；相关部门要主动对接学校需求，开放优质资源，丰富育人供给；学校要主动搭建家校沟通桥梁，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育人理念，将思政教育融入家庭教育日常。此外，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明确各方职责。
青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和成效有着直接且深远的影响。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是衔接青年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纽带，是培育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的关键举措，将引导青年把自身发展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历史观教育，推动相关课程的改革创新。目前，高校“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类思政课逐步由单一课程发展为多层次的课程体系，即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为必修课和主干课，各高校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这“四史”开设选择性必修课程，还有部分高校设置了校史课程作为补充。
随着数字时代到来，网络平台已成为大学生获取历史知识的重要渠道，传统课堂与数字媒介并行发展，这既带来了传播上的便利，也带来了认知上的挑战。
一是“无用论”“过时论”挑战。比如有人认为，历史观思考得再多也换不来一个好工作，学了无用；又如有人奉行技术至上观念，认为历史知识可以被AI瞬间检索，无需学习历史或培养历史观。
二是“夹生饭”挑战。如今，学生能轻松利用互联网、AI软件快速检索历史资料，但由于缺乏对相关内容真伪的辨别能力，很多学生的认识呈现出一知半解甚至“真假参半”的情况。
三是“碎片化”挑战。学生能够快速获取历史信息，但缺乏对历史问题的深度思考，对“历史冷知识”“逸闻轶事”兴趣盎然，对系统的史实和史论史观则意兴阑珊。
要坚持技术赋能人文而非技术替代人文的原则，以正确史观为内核，以数智技术为手段。
一是推动历史观教育改革创新。推动历史观教育的重心从知识传授转到价值培育和思维训练，培养学生的历史认知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二是强化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注重从今天的生活出发，构建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引导学生把对现实生活的思考转化为对历史问题的兴趣，在古今中外的比较中培养思辨能力和唯物史观。三是构建安全可控的数字教育体系。建立严格的AI生成内容审核机制和伦理评估框架，确保技术应用始终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α世代”（Alpha Generation）通常指在2010年-2024年之间出生的群体，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数智原住民”，他们有三大代际特征：数智环境的“原生代”、强国复兴的见证者、小康家庭的受益者。
价值认同上呈现出“分层认同”的特殊状态。在涉及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等宏观议题时，“α世代”往往展现出强烈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但当话题转向学业压力、伙伴关系、人生规划等切身问题时，这种认同感有时却遇到挑战。
在算法主导的信息生态中，快速浏览往往取代“α世代”的深度阅读，情绪反应优先于理性分析，碎片化信息代替系统性学习。价值观的确立需要深度思考、理性辨析和持续反思。
引领方式与教育对象的期待之间存在某种错位。“α世代”已经习惯了平等对话、多元参与，他们期待的不是被告知“应该相信什么”，而是在对话同探索“为什么值得相信”，单向灌输、标准答案的言说容易被他们当成说教而加以拒斥。
培育数智素养。引导“α世代”理解算法运作机制，在海量资讯中分辨真伪，在多元声音中形成独立见解，既充分利用AI工具，又防止过度依赖。
强化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教育。在宏大叙事与现实生活经验之间搭建有效桥梁，让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成为解答关于学业压力、同伴关系、未来发展等困惑的思想钥匙。
创新引领方式。加速建设价值立场明确的优质AI教育产品，实现从“单向灌输”向“双向对话”的转变，通过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途径，让青少年尤其是“α世代”在参与过程中生成价值认同。
“Z世代”的认知框架在信息洪流与多元互动中塑形，呈现出高度的网络依赖性、圈层化认同和体验式学习等鲜明特征；与此同时，他们的成长奋斗期也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冲刺期相重合。向Z世代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实质上是进行一场关乎未来道路认同的战略对话，这也就决定了理论阐释不能停留在传统的“我说你听”，而是深度适配的“双向奔赴”。
面向Z世代讲清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干”的重大问题，关键在于构建一套将理论体系转化为青年能信服、能共鸣、能践行的话语体系。具体而言，要从三个维度发力：立言、达意与化人。
“立言”是理论阐释的根基，也是教学活动的逻辑起点，这个“言”必须立得住、站得稳、有分量。Z世代在碎片化的信息浪潮中长大，练就了较强信息甄别与逻辑验证能力。这就要求思政教师在讲授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时，要以概念为“点”，讲清楚核心内涵；以发展逻辑为“线”，讲清楚来龙去脉；以科学体系为“面”，讲清楚理论体系。“达意”是理论阐释的桥梁，要精准触及Z世代的认知和情感，就要实现从“传授者中心”到“接受者本位”的转变。“达意之‘术’”要求教育者从“准”“实”“活”三个维度出发，重新“编码”理论内容。“化人”是理论阐释的目的，旨在推动理论认知从“入耳入脑”走向“入心入行”。向Z世代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原则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他们在互动、参与和创造中增强价值认同，进而从理论的“旁观者”转变为实践的“参与者”，承担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
数智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青年的价值观念、认知模式和交往方式。如何理解当代青年的价值观？AI时代，青年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网络文化会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怎样的影响？6位专家就此进行了深入研讨。
AI素养是青年应对、适应和引领人工智能变革的重要基础。AI素养可以从“认知—能力”两个维度来理解。从代际比较来看，青年群体呈现出“行多知少”的特征。一方面，青年群体积极拥抱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豆包、元宝、DeepSeek等成为青年人的必备应用，另一方面，青年群体的AI认知却并不占优。00后、90后的自评AI知识水平稳定处于中间水平，低于80后群体，00后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兴趣相对最低。
AI合理运用和AI依赖之间隔着AI素养，提升AI素养，做到“知其所能，更知其所不能”才能避免青年群体的AI依赖。
青年阶段是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人工智能冲击社会化过程进而影响青年价值观塑造。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价值判断趋于审慎乃至相对消极。一是风险担忧相对较高。青年对人工智能相关的隐私保护、责任分配、数据安全等各个方面的担忧普遍高于其他代际。二是发展预期相对较低。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活品质、治理效能四个方面积极作用的认可程度，较之于其他代际更为保守。
青年群体于AI处感受到较强的竞争压力和不确定性。一方面，人机协同在青年群体中更容易被感知为人机竞争。人工智能的使用频率和青年的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更集中地作用于青年群体。年长群体更多地将AI视为效率工具，而青年群体则更担忧就业稳定性与职业前景的不确定。
在人工智能时代强化AI素养并引导青年健康成长，一是要强化科普工作。要着力展现AI的能力边界，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容易引发误解的能力点，助力青年形成稳定的判断框架，为人机协同奠定知识基础。
二是加强政策支持，提振青年发展预期。要将保障青年就业置于优先位置。学校企业社会多方协同加强培训，提升青年群体的人机协同能力。实施稳岗扩容行动，引导企业帮助青年适应全新岗位。
三是夯实价值引领，夯实青年成长新阵地。要强化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主流内容供给，加快建设聚焦价值对齐的高质量数据集和大模型产品，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价值向善。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党委书记、长聘教授，清华大学计算社会科学与国家治理实验室副主任）
AI的迅猛发展恰恰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唯有主动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营养，方能在AI时代成为不可替代的自己，我们大有可为。
一是提升“物物而不物于物”的主体性。AI本质上仍是人类所创造、所运用的工具。一些人误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拒斥技术、工具，实则不然。庄子、荀子、管仲等中国先哲倡导的是“文明以止”，强调对技术、工具的使用要有明确的限度和主体的清醒掌控。
二是增长“知几通变”、应对不确定性的智慧。AI长于处理结构清晰、规则明确的问题，AI可以承载海量知识、复刻技能应用，却无法拥有“悟”的能力，更难以具备应对未知挑战的柔性智慧。学习传统智慧所蕴含的辩证思维、整体视野，就能成就我们在不确定性中得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以“事上磨”修身立德涵养品格力量。AI时代，技能可被替代、知识可被复刻，唯有经“事上磨”沉淀的品格、涵养的德行、升华的境界，是我们独有的本质力量。
四是“反身而诚”以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AI解放了人类的大脑，让人从重复性劳动中逐步解脱，步入思想深耕的时代；AI赋予人类更多闲暇，使人有机会追寻更具价值与意义的事业。唯有准确认识自我、坚守人类本质，方能在AI时代彰显独特价值，成为真正意义上不可替代的“这一个”。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
当前，以网络大V为代表的网络名人已经成为影响和塑造青年价值观的关键力量。网络名人的道德义务根植于其话语权的公共属性与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超越了抽象范畴而成为一种必须履行且应接受社会广泛监督的公共责任。
坚持政治导向和弘扬主流价值，是网络名人首要的道德义务。网络名人必须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正能量。在涉及重大议题时，更应坚守客观理性立场，摒弃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引导青年正确认识国家发展与时代潮流，坚定理想信念。
遵守法律法规是网络名人不可逾越的行为底线，也是保障内容真实、践行道德义务的刚性支撑。依据我国网络安全法、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网络名人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需对自身发布内容的真实性承担责任。
恪守公序良俗是网络名人应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青年的模仿性强，网络名人必须自觉维护公序良俗和道德底线，在信息传播中坚持真实、客观、理性，不造谣、不传谣，坚决暴力色情、虚假误导等有害信息的传播，远离各类违法违规和失德行为，以自身良好的道德素养与行为规范，为青年树立可借鉴、可学习的榜样。
深耕优质内容与回应青年关切，也是网络名人应尽的道德义务。网络名人应摒弃“唯流量论”的创作导向，主动承担起“内容把关人”的角色，依据《网络主播行为规范》等行业准则，坚持健康的格调品位，生产传播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内容。网络名人还应聚焦青年成长的真问题与真困惑，创作有思想深度、知识价值的内容，助力青年提升思辨能力与媒介素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首席专家）
当算法系统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它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化力量，重塑青年的成长路径与生活方式，引发了我们对价值和传统的审思。
算法削弱了传统社会化路径的权威性。长期以来，家庭被认为是个体的第一社会化场所，算法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社会化的传统和平衡，青年获得信息的渠道不再是家庭和长辈的经验，而是转向了平台和社交媒体。这些信息不必正确，却可以有据可循，这让他们形成“去权威化”的自我确认。
算法重构了青年的生活空间与交往方式。青年的生活空间已经形成了虚拟现实交融、线上线下并居的全景敞视的环境，“被看见”成为生活重要的意义来源。虚拟空间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成为社会化的重要场域。
时间压缩影响青年的成长节奏与社会节奏。技术变革还通过加快社会运行节奏使得青年群体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同时完成多个角色转换，多线程任务并进给他们带来更大压力以及更大心理落差，让一些人陷入社会适应困难窘境，用当“鸵鸟”的方式不理不睬。当下青年中的慢就业缓就业、数字游牧、搭子社交等现象，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时间压缩带来的后遗症。变快的日常节奏与变慢的生命轨迹都由技术造成，使青年在尚未完成充分社会化的情况下，被动进入高度竞争与自我负责的压力中。算法的推送和计算加深了这一趋向。
综上，只有在制度设计、家庭支持与公共讨论中正视算法作为社会化力量的现实，才能为青年成长营造更具包容性与安全感的发展环境。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青年研究》副主编；中国社会学会青年社会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青年群体是智能媒介最活跃的使用者与共生者。然而，笔者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的最新调研数据发现，一种人机关系异化现象——“信任幻觉”正在悄然蔓延：62.2%的青年用户倾向于将智能终端视为生活伙伴，近六成用户将其定义为智能助手。这标志着人机关系正经历从自动化向自主化的范式变革。所谓“信任幻觉”，一是技术本体层面的AI幻觉，即大模型基于概率预测产生看似逻辑自洽实则违背事实的虚假信息；二是用户主体层面的过度信任，即用户对智能体产生了超越其技术边界的心理依赖。这种异化体现为功能性依赖引发的认知卸载、人机互动的拟人化陷阱、客观能力的误判。
“信任幻觉”对于青年个体而言，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批判力和创造力的削弱；对于社会而言，可能加剧数智鸿沟，也带来了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以及公共意见同质化等问题。我们的应对策略需多管齐下：
第一，强化技术本体的去伪存真能力。推进语料数据库的标准化建设，从源头阻断脏数据污染；持续优化训练模型，引入事实核查机制降低AI幻觉概率；提高AI推理过程的透明度与可解释性，打破算法黑箱。
第二，提升主体层面的数智批判素养，积极引导青年深刻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统计学本质与局限性，培养对算法输出内容的质疑态度与核查能力，在人机协作中始终保持人类的主体性地位。
第三，完善制度层面的规范与伦理约束。从国家政策层面加快完善伦理规范与法律法规，明确多主体责任边界，建立权威的算法审查与监管体系。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2025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勾勒出了这期间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演进轨迹，呈现了十余年来青年表达重心的转移：2012-2016年，娱乐化、戏谑性热词占据主流。2017-2021年，热词趋向多元化，现实关切明显增强。2022-2025年，热词更显务实与建设性。经过十多年发展，青年对浅层娱乐的需求减少，对多元领域的关注增强。
网络热词迭代的背后，是青年从“防御性自嘲”走向“建设性关怀”，从个体生存焦虑转向公共议题参与，从物质欲望满足转向自我意识发觉，更是社会发展与青年成长的深度互动，反映了青年主动解读时代、参与时代、塑造时代的探索精神与主人翁意识。
以热词为镜，精准把握青年需求，采取针对性措施引导价值观、缓解焦虑感，是促进青年健康成长的关键：第一，畅通上升渠道，缓解结构性焦虑。持续优化就业创业环境，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切实为青年减压。同时，大力倡导多元成功观，让脚踏实地、创新奋斗的青年被看见、被尊重。
第二，搭建理性对话平台，转化批判性能量。青年反“内卷”，应创造开放包容的公共讨论空间，鼓励理性表达，并将其转化为推动相关领域改革的建设性力量。
第三，支持积极圈层文化，激发创新活力。对健康向上的青年圈层文化应给予更多包容与支持，提供资源对接与展示平台，将其创造力引导至文化创新、社区治理、乡村振兴等国家发展的广泛领域中去。
第四，健全心理支持体系，培育韧性心态。学校、社区、企业应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帮助青年提升情绪管理与心理调适能力，助力青年锻造心理韧性。
第五，创造深度参与机遇，实现个人与时代的“双向奔赴”。通过设计更多的青年发展项目与社会实践基地，让青年在科技攻关、基层治理等一线历练成长，将“强国有我”的豪情切实转化为能力与成就。
